近日，有网友发帖称，大学生出门旅游，乘坐高铁被行李架上26寸行李箱砸到头，与行李箱主人协商赔付医药费无果。“只付了门诊和CT（费用），道歉都没有，让我去找铁路。报警后说这是民事纠纷，只能起诉。” 4月20日，九派新闻联系到当事人章女士。受访时她表示，仍感到头疼、眼睛肿胀。事发当日，她曾在行李箱主人杜先生陪同下前往医院做CT检查，“结果显示没有骨裂，医生说是皮外伤”。 章女士认为，此事对其行程造成影响，要求杜先生赔偿600元交通费与药费，双方未达成一致。杜先生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主动带章女士去医院检查，并承担了检查费与来回打车费用。其认为，600元这一数额，“已经超过我认为自己应承担责任的范围”。 针对“乘客在列车上因他人行李掉落受伤”这类事件，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王峰律师表示，事发后，建议立即固定现场证据，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详细记录行李架号、掉落的行李、车厢号、车次号，尤其行李大小尺寸、放置的位置和方式。要求列车工作人员出具事故情况说明，保留与责任方沟通的记录。同时可以寻找现场目击证人，并请他们提供书面或口头证言，描述事发经过，以便后续维权。 章女士介绍，4月19日中午12:40左右，她与同行伙伴乘坐D3069列车从南京南站出发，乘车时有一名男子在其头顶的行李架上放置了一个26寸行李箱，发车后箱子掉下来砸到了她，“我位置是15D，他应该是15A。当时我脑袋蒙蒙的，感觉头疼，不停地流眼泪”。 之后，列车工作人员前来询问章女士情况，并在车上广播寻医。不久有两位医务人士过来，帮她检查了外伤，测量血压。“当时只是砸肿了，其他也看不出来，列车员就带我们去餐车登记了一下情况。” 章女士称，到餐车后列车员要求他们签一份协调书，大致意思是要求行李箱主人赔偿全部医药费。“我们签完字以后，铁路工作人员就去找箱子的主人协商。过了十几分钟到合肥南站，工作人员把我们和他一起安排下车，让他带我们去寻医。” 她说，到医院时大约下午两点，挂号之后按照医生所说拍CT，等待了1个多小时。“结果显示没有骨裂，医生说是皮外伤，我们就走了，也没有开药。” 章女士提供的检查单显示，就医时她主诉“外伤致头痛1小时”，临床诊断为“头部外伤”。根据《CT诊断报告单》，4月19日15时15分，她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做的头颅CT平扫检查，诊断意见是“未见明显异常，随诊”。 据章女士称，就医过程中，急诊的20元挂号费是行李箱主人杜先生直接扫码支付的；CT检查费210元，杜先生转给了当时帮忙付款的章女士的同行人。 章女士表示，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杜先生提出赔章女士100元，此事就算了结。“他说他算比较负责任的，没跑掉，赔我们100块钱已经算非常好的了，说这应该是铁路的责任，叫我们去寻找铁路赔偿。” 章女士没有同意，其认为此事对她行程造成了影响。“我们本来是从南京南站到汉口站的，现在停留在合肥，我要求他赔偿我600元交通费和药费。但对方不同意。我说，我们去找铁路进行三方协商，他的同行人同意协商，他本人打的车。但是到合肥南站门口，他不同意跟铁路三方协商，让我们跟他私了，我没有同意，他就走了。” 章女士称，后续她给警察打电话，警察说这是民事纠纷，如果想要赔偿，最好还是起诉。4月20日8点18分，她拨打了12306的投诉电话，10点左右列车长联系她，“说可以把票退我，这400元是个人补偿，补偿后事情就处理结束了”。 4月21日，九派新闻联系上行李箱主人杜先生。他认为，自己没有过错。“是我的箱子，但不是我在放箱子的时候掉下来砸到她，而是开车之后箱子自己掉下来砸到了她。从我放上去到箱子掉下来，中间隔了至少十几分钟，这么多人放箱子，碰来碰去的，我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杜先生称，虽然他不认为是自己责任，但确实是他的行李箱，“我也觉得很亏欠和愧疚，所以在列车员介入处理之前，我主动带她去医院检查，把最重要、最紧急的生命安全问题解决了。我承担了我认为我应该承担的责任。你可以问问她，是谁报的医药费，谁带着她来回打车去看病。” 对于章女士索要的600元赔偿，杜先生表示：“我愿意给她一点精神损失或其他赔偿，但她张口就要这么多，我肯定接受不了。我又给了她一次机会，让她再考虑考虑数额，她还是坚持原来的，我说好，那就第二个选项，我现在走。” 对于赔偿数额600元，九派新闻后来再向章女士核实，她认为，这个数额完全是合理的。“当时还不确定铁路那边能否退票。这600元大概包含我们从南京南站到汉口站、以及从汉口站再转车的车票，还包括药费和当时我们中午被砸后没有吃成的午餐。” 杜先生则称，在车上的时候，列车长已经告诉章女士，剩余票段的钱可以退给她。“但她找我要600元里面很大一部分是车票钱。我为什么要同意？她自己不去找列车长解决票的问题，希望我赔付她车票，让我解决她所有行程受到影响的问题。我认为这和我行李箱掉下来是两件事。” 对于双方在列车人员面前签的协调书，杜先生提到，当时协调书上写“乘客摆放不当”，他对此并不认同，但因为后面有事，希望尽快解决这件事，于是签了字。“列车员说有旁证，能证明是我没有放好箱子掉了下来，我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旁证。” 章女士方提供的上海铁路局南京客运段出具的一份手写“客运记录”显示，该段向合肥南站移交行李砸伤旅客时说明：“D3069次列车南京南站开出，一旅客杜某某因摆放行李未稳妥，箱子掉落砸到旅客章某某右面头部，列车广播寻医生诊断旅客无明显外伤。经列车协商，杜某某同意带章某某下车就医并付医药费，均未购乘意险。” 杜先生告诉记者，他不想参与到争辩中，而且他也不怎么刷社交网络。“但是我要保留申诉的权利。如果未来产生任何的经济损失或其他法务损失，我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追索。” 事发于D3069列车，双方所签的协调书原文是什么，目前尚且无从知晓。章女士称，当时列车工作人员着急拿协调书跟对方协商，她没有时间拍照，再加上事发突然，脑袋比较懵，没反应过来。 对于谁来承担责任，双方各执一词。4月22日下午，九派新闻拨通D3069列车长的电话，试图求证一系列细节。听完记者来意后，对方称，“你稍等一下，我这边还在开会”，随即挂断。 对于责任划分，王峰分析称，杜先生作为所有人对行李负有保管、妥善放置的义务，其行李掉落致使章女士受伤，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列车工作人员未尽安全检查、安全提示、行李架管理义务，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同时由于列车工作人员属于履职行为，其责任应当由铁路公司承担。根据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条，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 列车工作人员要求双方签署的“协调书”，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当事人没有拍照也没有拿到原件，缺少书面凭证会对后续维权产生什么影响？ 王峰指出，协调书系双方自愿签订，内容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当事人双方均有约束力，合法有效。因无书面凭证，后续维权过程中可能难以作为直接证据。因该协调书系在列车工作人员要求下签订，章女士可以向铁路方要求提供副本，如铁路方不能提供，应当承担履职不当责任。 他补充说，因章女士受伤较为轻微，可先向12306投诉进行维权，若行不通，则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可将杜先生与铁路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主张杜先生承担侵权责任，铁路公司承担合同违约责任。 章女士要求杜先生赔偿600元交通费（因行程中断、滞留合肥）和医药费，在法律上是否合理？王峰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 对于乘客在列车上因他人行李掉落受伤这类事件，王峰律师提醒，事发后应当立即固定现场证据，可以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详细记录行李架号、掉落的行李、车厢号、车次号，尤其行李大小尺寸、放置的位置和方式。要求列车工作人员出具事故情况说明，保留与责任方沟通的记录。同时可以寻找现场目击证人，记录他们的姓名、联系方式，并请他们提供书面或口头证言，描述事发经过，以便后续维权。 九派新闻注意到，此前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据法治日报，2024年12月1日，从河北省定州东站上车的王先生，将随身携带的双肩包放置在行李架上。列车启动后，双肩包因没有放稳而掉落，砸伤了下方座位上的李女士。事发后，列车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进行救助，在列车到站后，李女士自行前往医院进行治疗。事后，李女士向王先生要求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等。因双方就赔偿数额协商未果，李女士将王先生诉至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 承办案件的定州市人民法院周村法庭法官助理周旭表示，旅客购票乘车后，便与铁路公司形成了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铁路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将旅客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的义务，如果旅客在运输过程中受伤，承运方应对旅客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旅客受伤是由其他旅客原因所导致的，由其他旅客承担侵权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