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给伊朗扣上了“不同意停火”的帽子，扭曲了整场冲突的根源。其次是妄图刻意引导“伊朗听中国”的叙事，将停战谈和责任抛给中国，甚至擅自将中国拉入站队名单。 在停火达成的前几个小时，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了一份由巴林牵头提交、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草案。除了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也在提案国之列。 中国上一次行使否决权是在两年前，美国提出加沙停火决议草案的时候。根据联合国统计，历史上329次否决中，中国只占22次，占比不足7%。 曾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的宫小生告诉谭主，安理会的授权是国际法框架下最高层级的背书，中国每一次行使否决权都极为审慎。中方不会轻易否定任何一方在联合国发声的机会。 这次草案强烈鼓励有关国家在霍尔木兹海峡做出所谓“防御性行动”，包括为商船护航；同时要求伊朗立即停止对船舶的相关攻击和阻挠，并呼吁停止攻击民用基础设施。 这一轮冲突的起点是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联合空袭，到4月9日，已有约4100个生命在战火中消逝，4.5万以上人员受伤。到底谁更需要这种错误归因，不言自明。 美国和以色列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如果不讲清楚这一条，光去谴责一方，显然是不公正的。 尽管草案从最初“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确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变为“强烈鼓励各国使用‘防御性质的努力、符合情况的协调行动’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安全”，但其内核未变，实质上仍为美以军事介入预留了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唐志超告诉谭主，中国本身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高度依赖方，但最终选择否决，恰恰体现了不偏不倚、兼顾各方利益的立场。可以说，这次否决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 第二，让冲突回到问题根源。海峡安全本质源于美以对伊朗的打击，冲突降温，通航风险自然下降，不需要靠额外的军事措施去“管理”。 第三，否定以武止乱的路径。各方普遍认为，在如此敏感的水域增加军事存在，只会加剧对立，让局势更复杂，反而不利于航行安全。 要知道，巴林和沙特也参与了这份草案的拟定，两国在地缘上与伊朗曾长期对立。提案国反过来对否决方说“理解”，充分说明中方的立场得到了尊重。 这份理解与克制，等于间接告诉美国，海湾国家支持停火。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继续推动军事升级的意图，也为各方调停创造了相对平静的外部环境。 早些年在叙利亚相关问题上，中国也行使过否决权，海湾国家当时很不理解：你们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吗？怎么否决我们？这种情绪甚至一度影响了双边交往。中国特使当时来回跑了沙特、卡塔尔、巴林做工作，讲得很清楚：中国否决不是针对谁，而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金砖国家暨G20研究中心主任徐飞彪告诉谭主，这次牵头决议草案的国家是海湾国家，也即“全球南方”国家，草案内容又是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这一各方高度关切的议题。在这种局面下站出来行使否决权，说实话要承担风险——包括可能被误解的风险，以及可能声誉受损的风险。中国排除干扰，坚持原则，努力劝和促谈、促进地区稳定，这也是中方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表现之一。 中方历任特使出访时，一直在对中东地区相关人士传递一个理念——邻居没法选，相处之道可以选。这正是中国一贯倡导的安全观。 过去中东局势紧张时，美国曾多次牵头组建公开或半公开的抗伊朗军事与情报联盟——从“阿拉伯北约”的设想，到联合军演和情报共享，部分海湾国家曾公开站队美国，允许美军使用基地、参与联合巡航。 这一轮冲突中，海湾国家并未形成公开的联合军事阵线。没有宣布多国联军参与对伊朗的进攻，更多是防御自保加上外交施压。 吴思科告诉谭主，他的一个观察是，海湾阿拉伯国家虽然仍与美国保持着包括美军基地在内的多重利益联系，但现在已经逐渐认识到，靠美国打压身边的邻居来维护自身安全，这条路不可靠。睦邻友好、相互尊重，才对各方真正有利。这也就是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观，在中东土地上的一次具体实践。 宫小生告诉谭主，根据他过往工作的观察，其实有的国家代表也很希望中国能行使否决权。现在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感受到国际关系的不平衡、不公正，小国和弱国的立场得不到支持。他们希望各方主张能够比较平衡、体现公正，这是大家共同的诉求。 当前，美以对伊朗本土的直接大规模空袭停止。但停火是否涵盖黎巴嫩，各方至今没有谈拢。在以色列眼中，黎巴嫩是伊朗的代理人，打击黎巴嫩就是削弱伊朗。而以色列对它的攻击强度，已经远超此前水平。 世界要走向真正的和平，从来不由“谁听谁的话”来定义，更不靠拉帮结派的小圈子霸权来维系。唯有相互尊重，才能消弭猜忌；唯有相互信任，才能终结冲突。 不论如何，中方始终愿同“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在现代化道路上同行。中方也将坚守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做好自己的事，回答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 谭主最后想说，和平的答案，从来不在强权的军事行动里，而在对主权的尊重里，在促膝长谈的对话里，在向战乱说“不”的抉择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