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钰，一个从战后动荡中走出来的移民，口袋里揣着50美元踏上美国的土地，最终站上了那个国家司法体系的最高舞台，并以他的方式，影响了那个社会对什么是证据、真相和正义的判断。 辛普森案、肯尼迪遇刺案的证据复查、莱温斯基事件、台湾“三一九枪击案”……这些事件在不同时代的新闻里反复出现，而李昌钰的名字，也随之一次次进入大众视野。 他的离去，让很多人再次想起他一直以来强调的理念和原则，“让证据说话，不预设立场。”也想起他所代表的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里对于“一个人可以走多远”这件事的朴素信念。 1938年，李昌钰出生于江苏如皋。他的父亲李浩民是当地商人，家业从如皋延伸至上海，在那个年代算得上家境殷实。李昌钰在家中十三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一，童年在上海度过。 1947年，因为动荡，父亲让母亲王淑贞带着孩子先去往台湾。1949年1月27日，父亲李浩民登上太平轮，准备赴台与家人共度春节。但那艘船在海上与建元轮相撞沉没，李浩民未能幸免于难。 家道就此中落。母亲一人扶养13个孩子，起早摸黑，十分不易。她对子女的教导浓缩成十五个字：“待人要好，做事要专心，少说话，多做事。”李昌钰后来说，母亲是他一生勇于奋斗的榜样。 而父亲的死，以一种具体而深远的方式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8岁那年，李昌钰考上了海洋大学，但同时发现中央警官学校招生，学费全免且倒贴生活补助，将来工作也有保障。 1963年，李昌钰在台湾与马来西亚华侨宋妙娟结识并相爱。宋父是马来西亚美里的著名商人，要求他们回马来西亚结婚，并在那里生活一年。 在美国的前10年，李昌钰的生活并不体面。上世纪60年代末，“越战”背景下，美国人对亚裔的刻板印象逐渐加深：不是开餐馆就是开洗衣店。华人的晋升始终有一块玻璃天花板挡着。要想在这里立足，光靠努力远远不够。 李昌钰第一次申请加入美国鉴识科学学会被拒之门外。大家心照不宣地警惕着他有色人种的身份。后来被告知，他在中国台湾的文凭并不被美国承认，这意味着他需要从大学本科重新读起。 半工半读10年间，李昌钰做过洗碗工、证券行小职员，也在周末教过中国功夫。他用两年时间读完四年本科，两年半读完硕士，一年读完博士。 这段经历，他常对华人移民提起。它不光关涉如何逆袭，而是揭示一个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如何从零开始重新建立坐标系的过程。 于李昌钰而言，他选择了法医科学这个不依赖语言权威、只相信物证的领域。血迹、指纹和弹道轨迹等不会说谎。在这里，一个来自江苏的中国人，和任何其他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1975年，李昌钰师从诺奖得主奥瓦乔，获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许多名校邀请李昌钰从事生物化学研究，但李昌钰决定去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刑事科学任助理教授，投身于即将建立的鉴识科学中心。 当时的科学实验室人员稀缺，汇集了各种老弱病残。同年，在李昌钰的带领下，实验室还是完成了康涅狄格州历史上第一件仅凭物证就破获的案件——凯瑟琳案。 尽管当时警方高度怀疑该案是谋杀，却始终找不到尸体。直到有人在附近的河边发现了一台碎木机，以及碎木机周围散落的、极其细碎的有机残留物。 后来，李昌钰带队进场。当时已是寒冬，他的团队用筛子和镊子，从沙土和冰雪中找到了2600根毛发、1颗牙齿、骨骼碎片，以及5滴血迹。 正是凭借着这些物证，尽管没有完整的尸体，但证据链条最终被拼凑出来。凶手理查德因此被定罪，成为康涅狄格州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找到尸体的情况下被定谋杀罪的人。 这一案件让李昌钰声名大噪。更重要的是，它奠定了李昌钰此后数十年工作方式的核心逻辑：现场是会说话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 “辛普森案”是他参与的另一起知名案件。1995年，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被控谋杀前妻与其友人。李昌钰以辩方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在洛杉矶法庭上。 他对现场血迹和物证的分析，指出了警方取证过程中存在的重大疑点，为辩方提供了关键支撑。辛普森最终被裁定无罪，批评声如潮水般涌向辩方律师团队，也涌向了李昌钰。 类似的大案、要案，他参加过很多起。他曾为美国多任总统担任顾问，曾受邀重新检视肯尼迪遇刺案的相关证据，也曾在南斯拉夫种族屠杀案中担任鉴识顾问。 法医科学在很长时间里，是一门冷僻的学问。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司法实践中，口供和目击证词仍然是定罪的主要依据，物证的分析和解读远未形成系统。 在纽黑文大学，他将一个最初只有一套指纹工具的小课堂，建设成为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多学科法医学系，并于1998年创立“李昌钰法医学研究所”。 比如他通过血迹喷溅形态，重建和分析现场，进而提供证据。具体是通过对血液在不同力量、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下留下形态的分析，推断案发时的动作序列。 他在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还提到，把自己视为一名科学家，就需要保持客观立场，试验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掺杂人为修改。 “有些证据很明显，黑的或白的，但大部分是灰的。假如检验物证的人受到环境或他人的影响，就会把灰的说成白的或黑的，那就是不公正的。” 晚年，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满世界跑，为的是让更多的人理解并重视他一直以来坚守、践行的理念和原则——让证据说话，不预设立场。 此外，他还写作。人生87年中，李昌钰独著或合著逾40本书，撰写发表论文400余篇，涵盖血迹分析、犯罪现场勘查、法庭科学方法论等多个领域。 该案的争议在于李昌钰在当年提供的重要证据——案发现场一条白毛巾上的血渍，在20多年后重新送检时被认为是某种无机颜料而非血迹。 对于这一裁定，李昌钰发表公开声明予以否认。他表示，血迹在经历二十余年不当保存后发生分解退化是完全可能的，二十年后的阴性检测结果并不能证明当年的检测不存在。 对于当时的集中爆发的质疑，他则对媒体表示，“美国最近排斥华人比较厉害，而在鉴识科学界我的影响力最大，一生中有58年从事这个工作，免不了会被人攻击。但是反对并不是说做得有问题，假如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这件事没有公论，但不管是荣誉还是争议，都是李昌钰人生的一部分。把他还原成一个人，而不是一座雕像，或许才是对他最真实的纪念。 如纽黑文大学校长詹斯·弗里德里克森（Jens Frederiksen）在悼词中写的那样：“李昌钰博士是一位卓越非凡的人物，他对本校、对法庭科学与全球执法领域的贡献卓著、无可替代，他的精神与成就将永远被铭记、代代传承。” 2014年，李昌钰在接受《世界日报》专访时提到，自己的遗嘱已经写好，除了眼睛，所有的器官都将捐出，“假如有天堂地狱，我还是要靠眼睛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