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24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复会，通过题为“支持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获得107票赞成、12票反对、51票弃权。其中，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乌克兰、以色列等投赞成票，俄罗斯、伊朗等投反对票，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南非、沙特阿拉伯等投弃权票。 当地时间2026年2月24日，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十一届紧急特别会议复会，通过题为“支持乌克兰实现持久和平”的决议草案 图据ICphoto 中方表示，乌克兰问题已进入推动谈判解决的关键阶段，希望国际社会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并期待联大在凝聚会员国和平共识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据悉，这项决议草案由乌克兰和拉脱维亚代表联合发起，呼吁乌克兰和俄罗斯立即实现全面、无条件停火，并重申应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推动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并再次呼吁全面交换战俘，释放所有被非法拘押人员。 据报道，美国代表团曾要求对涉及乌克兰领土完整和国际法的特定条款进行单独表决，但该提议遭到了拒绝。自去年白宫权力从拜登移交给特朗普以来，美国对乌克兰曾经坚定且无条件的支持已急剧降温。 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塔米·布鲁斯表示，美方对联合国提出的停火呼吁表示认可。但她同时指出，该决议包含了“可能干扰”而非支持外交努力的措辞，无助于结束战争。不过，她并未明确指出具体是哪些词句。 尽管如此，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七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领导人24日在俄乌冲突四周年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依然重申了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 同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发表声明称，伦敦和巴黎正积极谋划向乌克兰移交核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具体涉及零部件、设备及技术的转让。 对此，俄情报部门强调，英法深知此举公然挑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存在摧毁全球不扩散体系的巨大风险。因此，西方正试图将转让行为伪装成“乌克兰自主研发”的结果。 利益分歧中，各方在谈判桌上进入了拉锯战，调停一波三折。1月，美俄乌在阿布扎比举行了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三方会谈，触及了俄乌之间多项实质性问题。2月18日，新一轮美俄乌会谈在瑞士日内瓦结束，没有签署任何文件，泽连斯基称未能取得“真正重要成果”，乌方期待在本月内举行下一轮会谈。20日，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作出“真正的妥协”，但绝不能以牺牲独立与主权为代价。 战场层面，“绞肉机”式的消耗战仍在继续，局部地区出现攻守转换。双方都加强了对敌方后方基础设施尤其是能源设施的远程打击。在美国所称的俄乌“只剩一个问题”，即顿巴斯地区的归属上，双方均无让步的意愿。 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归后，一改上届政府援乌抗俄的政策，提出的和平协议被认为偏袒俄罗斯，还有意从欧洲实行战略收缩。他为俄乌划下了6月停火的最后期限，被认为和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有关。 欧洲担心，美俄接触尤其是元首会晤，会像二战末期的雅尔塔会议一样，由大国决定小国的命运，从而冲击未来的欧洲安全架构。 在外部加码施压、俄乌分歧难弥的背景下，乌克兰政治研究所所长鲁斯兰·博尔特尼克对澎湃新闻表示，今年实现停火的可能性约为40%，但任何停火协议都极有可能是暂时性的，最理想的情况也只是持续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前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不排除今年停火的可能性。他认为，乌克兰领导层更希望尽快达成临时停火而非全面的和平协议，这将让乌克兰有时间等待美国、欧洲或俄罗斯可能出现的变化，比如民主党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并掌控国会。 美国资深外交官、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外交实践高级研究员唐纳德·赫夫林预判，俄乌更可能实现暂时性休战，但双方都不想表现出软弱，也尚未因战争而精疲力竭，今年可能难以达成有意义的停火协议。 鲁斯兰·博尔特尼克（Ruslan Bortnik）：乌克兰政治研究所所长，曾在乌克兰政府及最高拉达（议会）工作，长期为主要政治人物及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历任官方咨询机构乌克兰国防部公共委员会副主席、乌克兰外交部公共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唐纳德·赫夫林（Donald Heflin）：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外交实践高级研究员、爱德华·R.默罗中心执行主任。拥有35年外交经验，曾任美国驻佛得角大使等职务。 澎湃新闻：俄罗斯经济目前正受到制裁、油价下跌、能源出口收入下降的影响。俄罗斯参与1月的阿布扎比会谈，罕见地和乌方“直接接触”，是否证明其针对乌克兰问题的思维方式出现变化？俄罗斯是否会因为经济压力有意降温局势？ 博尔特尼克：制裁无疑对俄罗斯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没有严厉的西方制裁，俄罗斯很可能已经实现了在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夺取了其声称拥有的所有领土。严厉的西方制裁大幅减少了俄罗斯政府的财政资源，限制其军事潜力，目前其军事实力尚不足以夺取整个乌克兰。 但我不会把阿布扎比会谈完全归因于制裁。特朗普效应起着关键作用，俄乌都不希望与他恶化关系。此外，乌俄国内都有相当大支持结束战争的民意，超过70%至80%的受访者持此态度。 谈判形势不应被过分夸大。乌俄的直接谈判，在2022年、2025年的伊斯坦布尔和2022年的明斯克就已开始。但这些谈判没有带来任何重大进展，也未结束这场战争，因为冲突各方当时和现在都没有意愿做出战略让步。因此，敌对行动仍在继续，谈判前景依然极不明朗。 赫夫林：不，这很可能是俄罗斯的策略安排。参加阿布扎比会谈，能让他们的支持者宣称，他们对和平是认真的，且或许还能给一些（立场）中间的国家留下深刻印象。 科尔图诺夫：我怀疑，短期内不会看到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发生根本性转变。或许会有某些策略调整，但俄罗斯的主要要求很可能保持不变。经济问题可能会加剧，但仍有一定回旋余地，而且我认为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短期内不会面临直接威胁。 另一方面，俄罗斯军队正在稳步推进，虽然速度不算太快。总之，很难相信俄罗斯会放弃对顿巴斯剩余地区（面积约2000平方英里）的控制权。他们能在接下来的6到8个月内占领这片领土。 澎湃新闻：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未来一直是争议话题。如果要达成停火，俄方是否接受目前的实控线，还是坚持要求乌克兰必须先撤出其仍控制的顿涅茨克部分地区？乌宪法禁止割让未被军事占领的领土，但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最新的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以领土让步换取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怎么看待这一转变？如果签署包含“领土换安全”的协议，是否会引发乌克兰国内的政治危机？ 我相信一个高质量的谈判过程有可能避免乌军从尚未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撤离，但这需要乌政府在乌克兰未来的政治制度、国际法律地位、国内政治和人道主义改革，以及解决被冻结和没收的俄罗斯资产问题上做出类似的让步。 实际上，乌克兰的领土范围可以根据国际法律条约或全民公投来调整。例如，在2011年，乌克兰与摩尔多瓦之间就进行了领土交换，这完全基于国际法律协议，并且是边境划定的一部分。 顿涅茨克地区的情况具有独特之处，即乌军撤离当地并不构成放弃。根据国际法，乌克兰没有放弃这些领土，撤军只是为了确保停火。目前没有人要求乌克兰正式放弃这些领土，（正式放弃）需进行全民公投。部队撤离不需要进行公投，当局可以举行会议，作为和社会对话的协商阶段。 对于乌克兰的舆论，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今年冬天电力和供暖不足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俄罗斯轰炸造成的能源基础设施破坏，以及结束战争和取得胜利的前景不明朗等因素，正在营造出一种局面：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愿意对潜在失去领土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忽略这个问题。 然而，乌克兰人并不准备正式依据国际法放弃这些领土。也就是说，乌克兰人愿意容忍俄罗斯对这些领土的占领，但并不准备正式将其交还给俄罗斯。 无论如何，（正式交还领土）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因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一情况，做出这种决定的领导人肯定会失去大量的公众支持，这也是领土控制问题中的主要难题所在。 赫夫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俄罗斯一直坚持主张控制未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但他们究竟是真的这么想，还是这只是谈判中可以随意放弃的筹码？如果乌克兰民众得知有人要放弃未被占领的顿涅茨克地区，肯定会引发一场政治危机。 科尔图诺夫：在我看来，俄罗斯不会同意在顿巴斯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因为俄罗斯完全控制这一地区，是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的象征之一。 然而，我能想象会出现一些土地交换：用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其他地区（苏梅、哈尔科夫、第聂伯罗）控制的领土，交换乌军在顿巴斯西部的现有控制区域。毕竟，这是一片相当狭窄的地带，宽约30至50英里。这不应成为通往和平道路上无法逾越的障碍。 即便事实上承认了新的领土现实，乌克兰领导层也希望得到尽可能高的回报，包括西方强有力的安全保障、迅速加入欧盟、更多对乌克兰的财政和经济援助等。泽连斯基需要向乌克兰民众证明，过去四年所经历的苦难并非徒劳无功。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就不可避免。 澎湃新闻：有观点提出，乌克兰应参照二战期间的芬兰模式，即向苏联割地求和换取保住主权。芬兰总统斯图布此前陪同泽连斯基访问白宫，似乎暗示了这一点。在俄乌问题上，芬兰化模式能否可行？对俄乌分别意味着什么？ 博尔特尼克：“芬兰化”模式被视作可行方案，内容包括领土让步、去军事化、改变外交政策以及与更大邻国的安全关切保持一致。 乌克兰确实考虑过这一模式，并且仍在探讨。目前为乌克兰提出的条件好于芬兰和苏联条约中的条件。因为芬兰被迫正式放弃领土、削减军队、同意苏联部署军事基地、正式放弃在西方组织中的成员身份，从而真正处于苏联和西方之间的灰色地带。 即便这种改进程度颇高的“芬兰化”模式，依然遭到了一些群体的敌视，包括乌克兰的政治精英们、欧盟和部分美国的主导精英。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政治失败。他们认为，即便这种模式也会让入侵者获得好处，这将开创先例，为未来的侵略提供机会。 赫夫林：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如果多年前就遵循芬兰的做法（即不谈论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那么这场战争或许就可以避免了。问题在于现在是否太迟了。 如果乌克兰做出这些让步，是否会暴露其软弱一面，从而被克里姆林宫中那些想要恢复“大俄罗斯”势力的人所利用，还是这真的会带来稳定的和平局面？（注：大俄罗斯主义形成于沙皇俄国时期，主张俄罗斯民族优越地位，通过特权制度、强制同化及军事手段压迫非俄罗斯民族并推动对外扩张。） 科尔图诺夫：原则上，芬兰化模式可以被视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行方案。毕竟冷战期间，芬兰作为苏联与西方之间的天然桥梁获得了巨大利益。 然而，现在要让许多乌克兰人相信这是他们能选的最佳方案并非易事。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并非东西方的桥梁，而是一个保护西方价值观和利益、抵御来自东方的残暴野蛮者的军事堡垒。要改变这种认知需要大量的努力和时间。 澎湃新闻：有分析认为美国主导的乌克兰和平进程缺乏公信力，并质疑俄罗斯是否对永久的和平方案有兴趣，指责当前和平谈判的逻辑让西方国家赋予俄罗斯对乌安全保障的否决权，可能无限期延长战争。你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博尔特尼克：俄乌间的激烈对抗已超过12年，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已持续了近20年，各方之间积累了大量的不信任、误解和相互欺骗。 美国在谈判过程中的调解角色也不完全明确，因为美国仍是乌克兰的主要军事伙伴，且与俄罗斯存在众多地缘政治分歧，进一步加剧了乌克兰问题的谈判难度。 因此，我认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乌克兰、俄罗斯和欧洲（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寻求安全保障更为合理，其他愿意参与的国家也可以加入。 其他更中立的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也应加入调解努力。乌克兰和欧洲理应从俄罗斯获得更新后的安全保障，俄罗斯也应从乌克兰、欧洲以及美国获得这些保障。中国、土耳其、印度、巴西以及其他具有影响力和相关利益的国家也可以加入这些安全保障机制。这种模式将更加稳定持久，并能促使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迅速恢复，形成一个对战后重建、投资和繁荣感兴趣的国家集团。 赫夫林：由美国主导的和平进程可能缺乏可信度。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倾向支持乌克兰。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则倾向于支持俄罗斯（尽管仍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武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并非一个好的调解方，欧洲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或许需要一个较小的国家来充当调解方，比如卡塔尔。 科尔图诺夫：首先，我认为俄罗斯希望达成永久性的和平解决方案。这场冲突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转移了国家优先考虑的发展需求。 很明显，只有当欧洲的安全不可分割（即乌克兰、俄罗斯以及其他欧洲国家都不感到受到外部威胁）时，才能实现稳定的安全安排。这就是为什么单纯的停火不够，还应该伴随着不排除任何一方、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安排协议。这并非易事，但这是实现真正且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 澎湃新闻：根据2月9日发布的慕安会报告，欧洲 “痛苦地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加果断，在军事上更独立”。在俄乌问题上，欧洲如果要确保平等参与本大陆未来安全的讨论，有什么应对措施？如果向乌克兰派兵，踩到俄罗斯的红线，俄罗斯会如何回应？ 博尔特尼克：在美国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北约在欧洲的军事指挥权转交给欧洲盟国的背景下，欧洲确实面临着增强自身军事实力、确保自身安全的迫切需求。需要形成一种新的威慑理念，必须包含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外交政策谈判。 今年，欧洲已取代了美国在对乌军援中的角色，大幅增加了武器供应和采购量，以及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但同时，欧洲在技术方面仍依赖美国，尤其在情报、防空、现代技术和核保障方面。 欧洲希望向乌克兰派兵，从而全面参与解决与俄罗斯的冲突。但其有限的军事能力，以及必须让美国参与这一进程，限制了这一想法。 对俄罗斯而言，在乌克兰领土上部署任何西方军队，都将等于政治失败。这是俄罗斯在战争爆发前所抗议的，也是其入侵乌克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俄罗斯将坚决反对这种部署。如果真的出现这种部署，显然会让欧洲军队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这场战争也将变得更国际化和暴力化。 只有在得到美、俄同意，且乌克兰和西方对俄罗斯做出更深层次安全让步的情况下，西方军队才可能部署在乌克兰。目前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 赫夫林：我认为欧洲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大量军队，他们不太想激怒俄罗斯。确实，如果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他们的军队、国防预算以及武器制造规模都会相当庞大，但这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转化为对乌克兰的有效援助，接下来的几年至关重要。 但问题在于，欧洲人究竟能为此次讨论带来什么。目前，俄罗斯的主流观点是，欧洲并非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是问题的一部分。 （欧洲）打算向乌克兰派兵的声明，很可能会让俄罗斯失去早日结束冲突的意愿。如果有必要让国际观察员监督俄乌间的和平安排，那么让那些可能保持中立和公正的国家参与更合适。 澎湃新闻：美国现在要求俄乌在6月之前停火，并暗示这一举动和11月美国中期选举有关。这一目标有可能达成吗？如果乌克兰拒绝目前的领土妥协方案，美国是否真的准备切断所有情报和军事支持？如果美国支持减弱，乌克兰依靠无人机和远程打击维持的“消耗战”还能支撑多久？ 然而，我认为美国并没有明确的最后期限，即一旦过了这个期限就完全退出和平进程，因为那样做就相当于承认其外交努力失败。乌俄立场都相当坚定，美国只能产生部分影响。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的潜在限制措施，都被俄罗斯对美国的低依赖程度以及欧洲对乌克兰不断增加的援助所抵消。 任何突然停止与乌克兰合作的行为，都可能对美国的军工公司造成经济损害，这些公司一直是共和党精英和特朗普关注的重点。 因此，一方面，特朗普及其团队将加大对乌俄的政治和公众压力，这可能会伴随着严厉的制裁措施、停止援助、发布声明以及退出谈判。同时，有美国参与的谈判过程不会完全破裂。 此外，即便（美国和）俄乌的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也能够凭借其他盟友和贸易伙伴，以及现有的国内资源，保持长期维持军事行动的能力。当然，和美国关系恶化会给乌克兰带来新的领土损失，也会给俄罗斯带来更严重的财政危机。但这些所带来的战略影响在2027至2028年之前不太可能显现出来。 赫夫林：6月前实现可持续的停火几乎不可能。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停止（对乌克兰）提供援助，欧洲或许只能部分补上这一缺口。那么乌克兰就会用其现有的资金在私有市场上购买更多武器来继续作战。 在援助减少的情况下，乌克兰人或许还能坚持战斗6个月到1年，到那时欧洲的武器制造产能大概也不会提升。预计乌克兰会采取更激进的策略，比如对俄罗斯进行深度空袭。 科尔图诺夫：如果当前的谈判进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仍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一个关键问题就摆在了面前：特朗普政府究竟应为谈判失败承担何种责任。 如果特朗普认定这是泽连斯基的过错，那么我们很可能会看到美国对基辅施加更多的压力，包括威胁要减少美国的军事装备供应和情报共享。这种前景会使乌克兰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因为欧洲人无法在军事援助方面完全取代美国，至少目前是这样。 博尔特尼克：今年实现停火仍有可能，我估计约有40%的概率。但这需要特朗普、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并且需要双方愿意做出至少一些战略上的妥协。 赫夫林：今年不太可能达成有意义的停火协议。要实现停火，要么一方主动提出求和，但这会显示出其软弱无能；要么双方因战争而精疲力竭，从而向公正的调解国求助。 科尔图诺夫：我不排除（今年停火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停火协议的条款。乌克兰希望达成一项无任何附加条件的停火协议，即避免做出任何有关不加入北约、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潜在上限、国家政治体制变更等方面的承诺。 俄罗斯则希望将停火视为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该协议将确定乌克兰在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中的地位。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极大地增加了达成停火协议的难度。 澎湃新闻：泽连斯基称，美方提议在同一时间签署有关停战的所有协议，但这并非正确做法，乌克兰此前向美国提议“分阶段停战”。乌方担心的“一次性协议”中最大的陷阱是什么？如果俄乌今年停火，这种停火会是持久性的，还是暂时休战？ 博尔特尼克：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同时监督多项协议的执行情况极其困难。只执行部分协议的情况会给乌克兰带来战略风险。（俄乌）信任危机也对这种方法产生了严重影响。 同时签署多项协议将给乌克兰的政治领导层带来巨大的责任，会重新启动乌克兰国内的政治进程，包括需要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从而为内部不稳定创造条件。 鉴于俄乌冲突是俄罗斯与西方间更广泛且更严重的地缘政治对峙的一部分，任何停火协议都极有可能是暂时性的，最理想的情况也只是持续到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结束。 要达成更稳定的和平解决方案，需要在东欧至少引发一场安全危机，即俄罗斯与北约的边境地区。然而，这并不保证俄罗斯与西方在其他地区（比如高加索地区、中亚、中东、非洲或拉丁美洲）不会出现新的冲突。 赫夫林：暂时停火比永久停火更可能实现。乌克兰采取的分阶段策略更有可能奏效，但俄罗斯仍将坚持推行全面停火方案，以争取时间。 科尔图诺夫：我猜，乌克兰领导层更希望尽快实现停火，而非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这样的协议很可能会包含许多让乌克兰民众极为不满的条件（比如丧失领土、限制武装力量、修改宪法等）。 没有（和平）协议的停火，将让乌克兰有时间等待美国、欧洲或俄罗斯可能出现的变化，从而让自己的立场变得更加稳固。例如，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并掌控国会，他们可能会试图向特朗普政府施加更有利于乌克兰的立场。欧洲人可能会加强他们的国防工业，并能够为基辅提供更多的援助。如果泽连斯基的期望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的处境会有所改善，那他现在为何还要推动达成最终的协议？ 澎湃新闻：俄乌战场停火被视为美国彻底转向印太地区的必要前提，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也有观点认为，美国正在把战略重点收缩回美洲，你觉得呢？ 博尔特尼克：我认为乌克兰的停火协议不会自动加剧印太地区的局势。即便乌克兰危机解决，也无法解决俄美之间的总体僵局，也无法解决美欧之间的危机、中东的动荡、拉丁美洲的纷争以及其他地缘政治分歧地带的问题。 即便现在，美国实际上也在从乌克兰危机中抽身，将管理权交给其欧洲盟友，并腾出必要的资源用于印太地区。美国很可能会专注于确保自身安全，实施新的“门罗主义”，即“唐罗主义”，确立对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以及格陵兰岛的控制，并与盟友建立新的、更有利的关系。 美国尚未做好与中国发生重大冲突的准备；它尚未从乌俄战争中吸取教训，实现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正如中国尚未做好与美国发生重大冲突的准备一样，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重新布局也将是缓慢且渐进的过程，就像之前所做的那样。 赫夫林：向印太地区的战略转移已经讨论了多年，但欧洲似乎总是试图拉回美国（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将重心转向美洲，但美国在美洲的战略利益与在印太或欧洲的利益无法相提并论。 科尔图诺夫：美国已经将其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了印太地区。与拜登不同，特朗普不会为乌克兰提供资金，他只是向欧洲出售美国制造的军事装备，欧洲再将这些装备转交给乌克兰。 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俄乌冲突（就像巴以冲突一样），一定程度上分散了特朗普的注意力，即对抗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这一最重要的目标。 当欧洲局势变得更稳定时，美国向印太地区的战略转移将会更加明确。至于美洲地区，我认为特朗普觉得美国应该完全掌控西半球。在他重新获得这种控制权之前，他对抗中国的努力将会受到极大限制。因此，特朗普将继续对古巴和其他拉丁美洲左翼政权施压。 澎湃新闻：抛开美国整体的战略考量，特朗普本人对俄乌停火的根本诉求到底是什么？基于商业考虑？矿产资源？与普京的个人关系？ 博尔特尼克：特朗普认为这场战争毫无意义且适得其反，是其前任们出于自身的愚蠢和傲慢挑起的。如今仍在持续，只是因为乌俄之间存在着深深的猜疑，以及泽连斯基和普京之间的仇恨所致。 因此，特朗普正试图将一个理性和富有成效的议程重新带回谈判桌，并说服对手认为结束这场战争远比继续下去更有益。 同时，特朗普不愿向双方做出重大让步。例如，他不准备向乌克兰提供无条件的安全保证，这意味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美国将卷入其中；也不会同意与俄罗斯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从而承认其为一个地缘政治力量。特朗普认为双方都对美国的要求过高，而美国在该地区又缺乏足够的利益。 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希望将乌克兰纳入西方的势力范围，并减少俄罗斯对与中国贸易的依赖，同时从这场冲突的各方获取利益并利用他们的资源。但他并不愿意为此做出过多的牺牲。 但也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特朗普从来都不喜欢大规模战争。他认为战争太过混乱，难以预测，也无法从中获利。从历史上看，欧洲的陆地战争会破坏世界和平与繁荣，中东的战争也是如此。他希望所有这类大规模冲突都能消失。 首先，特朗普想要证明自己能够在其他人（尤其是前任美国总统）都未能成功的地方取得成功。其次，他希望与普京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并且想削弱俄中战略伙伴关系。第三，他期望能在乌克兰保留一些美国的立场，包括从与泽连斯基的“稀土交易”中获得潜在收益。第四，他打算通过将美国的欧洲盟友排除在谈判进程之外羞辱他们。最后，特朗普根本不喜欢大规模且耗费资源的武装冲突。对他来说，这“不是好生意”。他更倾向于高精度的特种行动（比如在委内瑞拉的行动）或者精准的空袭（比如对伊朗的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