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基本体现了腾讯在AI时代的战术逻辑，战术上选择后发跟进，避开早期探索的不确定性，在看到市场有效验证后，利用资源厚度进行精准押注。 有腾讯混元员工告诉我们，“腾讯内部会给每个人充足的思考时间，引导你把事情想得更透”，在这样环境下，具备深度思考能力的人反而不会焦虑。 梁宁曾评价，“看到国外成功产物，理解其用户价值，同时基于对中国用户特性和情境的深入理解，重做价值组合和体验设计，是腾讯重要技能点”。 第一，腾讯将旗下聊天机器人产物元宝从TEG（技术工程事业群）划归CSIG，由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CEO汤道生率领，元宝从技术驱动转向产物驱动；第二，元宝宣布接入满血版DeepSeek，从原本只依赖自研模型的产物策略，转向支持多模型的产物策略。 汤道生在采访中将元宝竞争，视为继移动互联网后的一场关键战役，“当年Pony说，希望能拿到移动互联网的船票，现在也希望拿到AI时代的船票”。 大模型的兴起率先点燃了创业热潮，早期诞生的AI公司吸纳了第一波顶尖人才。而自2024年起，随着字节等大厂全面发力，人才竞争进一步白热化。不仅创业公司被持续“挖角”，一场从“AI六小虎”向头部大厂的人才回流潮也悄然形成。 收到腾讯offer时，Jason（化名）团队刚完成了一轮没有达到预期的融资，“理想目标是千万美金以上，出让完股权后，能够做的事情实在有限”。 AI投资机构喜欢投资三类人，一是没有创业经验，但年龄和学历有优势的“小天才”；第二类是在大厂资历丰富的高P，被人称之为“老司机”；最后是不按常理出牌，走“野路子”的创业者。 Jason不在上述三类人之中，对他来说，去腾讯是一次身份的进阶，有可能从普通创业者冲击“老司机”，腾讯混元就是那层被加筑的光环。 产物经理出身的刘毅（化名），在字节Seed和腾讯混元中间犹豫。在他眼里，Seed大佬云集，其技术属性强于产物，而腾讯则是一个产物主导的公司。 刘毅害怕去Seed被淹没，“现在，字节Seed架构逐渐完备，能力上来。腾讯更像一个新的起点，虽然混元比同行慢了点、差了点，但你做出一点就是成绩”。 光子星球了解到，腾讯混元在招聘中为候选人提供的职级具备较强竞争力。以同一候选人为例，若其获得字节跳动4-1职级的offer，腾讯混元则可能授予T12级及以上职位，对应职级较字节高出约1-2级。 彼时，其团队分别在北京和深圳两地办公，主要成员集中在北京，核心人员常常需要专门飞到深圳去向负责人定期汇报工作。 为了追赶同行，人均晚上十二点下班成为了常态，但此时的混元仍没有明确的方向，来到这里的人被告知“混元要朝着多模态发展”。 姚顺雨出任“CEO/总裁办公室”首席AI科学家，向腾讯总裁刘炽平汇报；同时兼任AI Infra部、大语言模型部负责人，向技术工程事业群总裁卢山汇报。 腾讯AI具有较强的历史路径依赖，最初分散为服务各个业务的工具，如语音识别服务于微信语音转文字，计算机视觉服务于游戏和内容审核。这种业务需求驱动导向的方式，导致其AI团队天然依附于业务线与基础技术部门，形成了分散的技术供给点。 对比字节的AI大模型团队Seed，从成立之初就以构建统一基础模型、支撑未来产物生态为核心目标，腾讯更像是在原有业务、技术积累之上重组的产物。 对姚顺雨的任命，反映了当前腾讯模型与Infra分家的核心痛点。具体表现为，腾讯原本的大语言模型更贴近业务探索和落地视角，而AI Infra则是纯技术工程部分，负责底层算力、平台和工具搭建。大模型的成功极度依赖模型算法与底层设施的双向优化，这两部分在腾讯历史上分属于不同事业群。 姚顺雨的角色，就像是一个高权限的“连接器”。腾讯希望通过他一个人横跨不同部门，强行拉通模型研发的战略方向与基础设施的工程实现，确保资源和目标对齐。 在无法立刻进行大规模组织重组的情况下，任命一个同时领导两大核心部门的高管，是最高效的捷径。这相当于成立了一个以他个人为核心的“虚拟AI大模型事业群”。 他的双重身份理论上，可以确保Infra为模型服务，直接响应大语言模型部最急迫的需求。让大语言模型部的技术规划，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能充分考虑工程实现的可行性和成本。 但不可避免地，姚顺雨必须抗衡腾讯成熟事业群，长期沉淀的组织惯性。那是一堵固有流程、闭环考核与领地意识交织而成的无形之墙。 当其以集团意志，要求团队优先支持某个项目时，可能会遇到TEG内部原有优先级项目的阻力，其权威是否能穿透两层组织，是成败关键。 不过，这并不妨碍姚顺雨成为腾讯AI的Icon式人物，Icon这个词有带头人、领军人物的含义。毕业于清华和普林斯顿大学，OpenAI研究员，姚顺雨是投资人眼中典型的“小天才”。 公开场合露面“AGI-Next前沿峰会”，给青年研究者颁发“青云奖学金”，腾讯正在有意识地把“姚顺雨”当做某种代表变革、开放化和年轻化的符号。 腾讯内部人士认为，腾讯之所以敢慢，因为马化腾不太在乎短期得失，“只要手握场景（游戏、微信、QQ），腾讯终究可以赶上，哪怕先用DeepSeek”。 腾讯历史上多次上演“后发先至”。无论是移动支付、手游还是信息流，腾讯都证明了，只要社交、内容场景足够强大，用户关系链足够牢固，就可以在技术或产物模式成熟后，通过极致的用户体验和强大的渠道整合，快速占领市场。 若将AI竞赛分为上下半场，上半场是纯技术的“刺刀战”，腾讯一度身陷盲区；而下半场进入技术、产物与场景融合的“多维战”，这本该是腾讯的舒适区。春节期间的AI营销大战，如同当下的“珍珠港事件”。 OpenAI、谷歌持续迭代模型，字节豆包等产物也在快速抢占用户心智。相比之下，腾讯在大众感知层面，仍缺一款具有统治力的AI原生应用或模型。 近期，马化腾明确提出了腾讯AI社交的方向，并在为元宝红包和元宝派功能预热。但在实际操作中，元宝的传播遭受到了来自微信的阻击。 前者追求连接现实关系，提供稳定、可信、高效的通信与基础服务，其成功源于克制、简洁和用户体验的绝对优先。后者创造人与AI、AI与AI等新型智能互动关系，依赖涌现与试错。将AI社交强行嵌入微信，必然引发系统性排斥。 破局的关键，在于跳出既有生态，打造独立的AI原生社交应用。新应用可以摆脱微信的历史包袱和道德负担，建立全新的产物原则、数据协议和交互规范，还可以大胆尝试AI人格化社交、群体智能协作等可能令微信团队不安的前沿方向。 腾讯最成功的产物，几乎都源于在不同时代，用新产物满足新需求。如同QQ之于PC互联网，微信之于移动互联网。AI时代的社会化连接，同样需要一个新的、原生的容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