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政府此前提交国会的法案，新的情报体系由两个层级构成：负责顶层决策的“国家情报会议”和负责具体事务执行的“国家情报局”。 “国家情报会议”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11名阁僚，负责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海外情报活动”进行审议。“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机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日本当局近来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专家解读，高市政府此举对内意在加强国内思想舆论控制，通过鼓吹“外部威胁”、灌输右翼思想等手段，诱导民众支持扩军备武；对外图谋强化情报收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实施军事冒险做铺垫。 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有日本媒体惊呼：“在战争国家危险之路上暴走”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又要重现吗？ 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相比，日本的情报机器显得格外低调。但其实日本政府在搜集情报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毕竟日本政府的主要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搜集机构。 细数一下，目前日本政府的情报机构包括设于内阁官房的内阁情报调查室、警察组织下的公安部、外务省的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防卫省的情报本部，以及隶属于法务省外局的公安调查厅。 这些机构各自独立运作、缺乏统一指挥，均试图垄断手中的情报资源与情报人员，导致部门间情报壁垒森严、无法互通共享。与此同时，受二战后和平发展定位的约束，日本缺乏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系统化的海外情报搜集能力。 此次高市政府计划升级成“国家情报局”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就可以追溯到被视为日本“CIA”构想雏形的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内调）。 1952年，担任吉田茂内阁官房长官的绪方竹虎设想将内调建设为“可以收集全球所有情报的中心”，但当时以《读卖新闻》为首的日本三大报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战前内阁情报局的复活，并发起反对运动。同时，内政官员与外务官僚进行地盘争斗，使情报局建设计划搁浅。 1996年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危机以及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都让日本政府意识到强化对外情报的重要性。2005年，时任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主张在外务省之下设立 “对外情报厅”，但是遭到警察厅的反对，因为历代内阁情报官几乎都出身于警察厅。 事实上，自吉田茂内阁时代起，外务省与警察厅之间的权力暗斗便从未停止，这种部门对立也成为日本难以建立统一对外情报机构的最大障碍。即便到了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大力推动情报领域改革，也未能突破这一困局，最终只能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叠加相关职能，间接强化情报能力。 2014年，安倍政府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负责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建议和立案，必要时可要求各省厅提供情报，但该机构并不具备统一指挥、整合情报的充分权限； 2015年，内阁官房设立“国际恐怖主义情报集约室”，外务省同步设立“国际恐怖主义情报收集单位”，前者负责统筹协调，后者则实际承担情报汇总与分析的核心任务。 上台仅4天，高市早苗就快速推进首相官邸主导的安全保障战略，不仅对国家安保局长进行人事调整，还指示内阁研讨建立情报机关；11月，自民党内部成立“国家情报战略本部”并召开首次会议，正式启动党内推进程序。 2026年3月3日，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正式提交国会；3月1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法案的核心设计正式浮出水面；4月10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开始对法案进行实质性审议。主管该法案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虽承认“理解公众对侵犯隐私等问题的担忧”，但明确表示将继续推进法案审议，丝毫没有放缓节奏。 4月22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该法案；次日（4月23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便完成表决通过，从委员会通过到全院表决，仅间隔一个工作日。期间，在野党希望获得更多质询时间，舆论也需要更多发酵空间，但执政党凭借席位优势，牢牢掌控审议节奏，推动法案快速闯关。 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拟在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内设立专职部门，负责防范社交媒体平台上所谓“虚假及错误信息”，阻止所谓外国势力“干预选举”和“操控舆论”。 高市政府相关动作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无异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或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 众所周知，“特高课”即“特别高等警察课”，最初是日本国内情报组织，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也开始设立特高课。甲级战犯、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就是特高课的头头，还有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南造云子等，在华夏大地上欠下无数血债。 日本《京都新闻》《琉球新报》等媒体发文警告，二战前，日本以“护持国体”为借口加强情报机构权力，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 日本历史学者前坂俊之等专家指出，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向国内媒体施压，至40年代几乎完全掌控日本舆论。日本舆论场当前的论调和发展趋势，与30年代初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在加速右倾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日本当局正纠集各层面力量煽动民众情绪，“走上一条老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说，日本媒体目前存在着渲染“外部威胁”、挑动民众“对外敌意”的报道氛围。在其背后，日本执政当局通过掌控舆论风向，炒作“外部威胁”，渲染“非黑即白”的对抗叙事，为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展开思想政治动员。 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设立“情报作战集团”，由承担情报、网络、通信及海洋观测任务的部队整合而成，核心目标是统一指挥原本分散的相关部队，强化对网络、太空、电磁及认知领域多源信息的处理能力。 几乎在同一时间，陆上自卫队也正式成立“情报作战队”，专职负责信息作战、网络攻防与电子对抗。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自卫队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信息作战力量与指挥体系，日本防务战略的重心正从传统物理空间，持续向信息空间延伸，亦是其近年来安全观念不断转向进攻性的鲜明体现。 日本航空自卫队所属“宇宙作战群”正式升级扩编为“宇宙作战团”，规模从约310人增至约670人，并计划进一步升格为约880人的“宇宙作战集团”。按照防卫省规划，航空自卫队拟于2026财年底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分析指出，日本太空军事力量从仅有20人的“宇宙作战队”起步，仅用6年时间，便从辅助性监测单位，发展为拥有独立指挥权限的作战集团。 未来，该力量可能承担太空监视、数据分析乃至反卫星等任务，为远程精确打击力量提供实时天基情报支持，甚至可能展示针对太空目标的软杀伤能力。从战略定位来看，日本未来将充当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太空哨兵”，其太空监视数据可实时接入美军作战体系，推动美日军事同盟加速向太空领域延伸。 这种种举动意味着日本正全面对标美国情报体系，想要深度对接、融入美国全球情报网络，借美日同盟的势头，持续延伸自身军事触角。 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2025年11月，中国国家安全部发文说，近年来破获一批日本间谍情报机关针对中国的渗透窃密间谍案件。2024年9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 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比如，1906年成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满铁”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察。 如今，“国家情报局”的强行推进、军事与太空情报力量的同步扩张，本质上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框架、转向进攻性安全战略的重要一步。参议院的表决尚未落幕，但无论结果如何，日本情报权力的高度集中、军事触角的持续延伸，已不仅引发国内民众对隐私受损、权力滥用的深切忧虑，更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潜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