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蚊帐是一年365天，天天睡前必须挂起来的。面对外地乃至外国朋友，我曾经多次说，在我生活的这座南方城市，“猎蚊子”成了从早到晚都可以进行的“消遣”。清明节刚过，一个晚上坐在书桌前，可以打死7—8只蚊子。 我儿时却没有无时无刻与蚊子相伴的记忆。还记得，过了11月就不用挂蚊帐了。蚊子，也是春夏傍晚才频繁出现的祸害。但是如今，就算是正午，也难免被叮咬。 这不是我个人感受。社交媒体上，“蚊子变多”的讨论非常火热。“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加强”，这一话题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榜首。南方网友普遍吐槽“3月就被蚊子咬得睡不着觉”， 北方网友则震惊于“羽绒服和厚外套还没脱，蚊子就先‘杀’到了”。 科普博主、昆虫学专家和媒体纷纷下场解答，各地疾控部门也发出重要预警。显然，蚊子早已不是个人日常生活所必须面对的烦恼。 2026年，由蚊媒传播的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极有可能提前进入活跃期，引发本地扩散的风险较往年上升。官方也密集呼吁公众从春季就开始落实“翻盆倒罐”清理积水，从源头切断蚊虫孳生。 据初步估计，全球蚊子大概有3500种，蚊子总数全年大概是110万亿只，北半球夏季还会达到1000万亿只的高峰。在厄尔尼诺影响的年份，由于暖冬和夏天提早开始，全球蚊子总数量也会相应增加5%-10%。 《2025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人类在过去20年间对疟疾取得的医学优势，又再次慢慢开始被逆转。在原本有蚊子的地方，蚊子变得更多；在蚊子原来达不到的地方，也开始出现了。 两只雌蚊，一只雄蚊，刷新了一个国家的历史纪录——2025年10月，科研人员首次在冰岛野外发现3只蚊子，打破了这个北极圈小国作为“无蚊净土”的称号。 然而，今年学术期刊《One Health》发布的南美洲研究报告显示，这条“斩杀线”已被蚊子突破。近年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处于安第斯山脉的南美洲国家，海拔2000米以上的居民中爆发了登革热和疟疾疫情，依靠蚊子传播的疾病开始出现新变化。 据估计，2000年至2023年间，全球冰川损失了约6.54万亿吨冰；在安第斯山脉，这一现象尤为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厄瓜多尔和秘鲁的热带冰川退缩了30%至50%，导致皮钦查高原和库斯科山谷等地区微气候变暖。到了21世纪，冰川质量损失速率加快了36%，仅2023年一年就记录了800亿吨的损失，相当于1975年以来总损失量的6%。 冰川的消退之处，便是蚊子进驻的新疆域。在哥伦比亚，埃及伊蚊历史上从未在海拔1585米以上地区出现过，但如今科学家们已在海拔2302米处找到其踪迹。在玻利维亚，能够传播疟疾的蚊种——伪点斑按蚊，已现身海拔3500米的地区，并且引发疟疾案例。 在全球范围内，蚊子和它身上携带的致命疾病，突破的不只是地理条件的“斩杀线”。根据《2025年世界疟疾报告》，人类面对疟疾原先已经稳固的医药战线，也重新被攻破。报告着重提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正面临蚊子的突破：具备抗药性的蚊子大量出现，疟原虫也开始对快速检测试剂和青蒿素产生抗药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达林氏按蚊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敏感，这是一种源自菊花的常用杀虫剂。在2000年至2015年间，光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就帮助预防了超过5亿例疟疾病例。 但是到了今天，在全球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达林氏按蚊往往能够存活于杀虫剂浓度达到先前致死剂量10倍的环境中。在非洲的一些地区，达林氏按蚊已经对用于疟疾防控的四类主要杀虫剂表现出抗药性。 蚊子之所以产生抗药性，来源于其基因多样性。单是达林氏按蚊，其基因多样性就比人类高20倍。毕竟蚊子个体的数量，比人类要多得多。而个体越多的生物种类，基因池也就越大，变异速度也就越快。 鳄鱼、毒蛇、蝎子、老虎、野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对人类最危险的动物，往往长着獠牙和利爪，或者身上能分泌剧毒毒素。事实上，多年来多项数据统计指出，每年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动物，其实是蚊子。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以蚊虫为媒的传染病，占所有传染病的17%以上，每年导致超过70万人死亡。相比之下，排在第二位的毒蛇，每年导致人类死亡的数字大概是5万。 不同于直接造成致命伤害，蚊子是通过雌性叮咬接触人类血液，传播诸如登革热、西尼罗河病毒、黄热病、寨卡病毒、基孔肯雅热、淋巴丝虫病，以及疟疾等疾病。 也因此，科学家试图改变策略，不消灭蚊子本身，而是通过建立“蚊子银行”，改变蚊子的基因，从而让病毒和细菌不能在蚊子体内繁殖，阻隔疾病的传播。譬如，比尔和马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蚊子银行”，在哥伦比亚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蚊子。根据其官网的介绍，沃尔巴克氏菌对人体无害，而且能阻止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和寨卡病毒在埃及伊蚊体内繁殖。 项目宣称，在哥伦比亚的阿布拉河谷，自释放带菌蚊子以来，该地区登革热发病率骤降了94%至97%；官网同时也宣称，截至2026年1月，通过释放带沃尔巴克氏菌蚊子，这个项目保护超过1610万人。在沃尔巴克氏菌能以较高水平自我维持的地区，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的报告发病率已显著降低。 但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是出现了质疑声音。今年2月，肯尼亚律师兼政客保罗·穆伊特发推引起了一阵网络热议。他在社交平台上声称，比尔和马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带菌蚊子正在被大规模生产并释放，最终导致了本地蚊子数量激增。该基金会否认了这些指控，称其为“虚假”信息。 抛开社交媒体的阴谋论和争议，蚊子银行带来的蚊子失控，也确实真实发生过。2019年，多家专业期刊和行业网站报道，医疗公司Oxitec的基因改造蚊子在巴西发生泄漏，本来应该散播绝育基因的蚊子，部分后代存活了下来，并继续繁殖。根据《Test Biotech》报道，被基因改造的蚊子与巴西本土蚊子杂交，形成了一个生命力顽强的种群，能够在环境中长期存活。从长远来看，它们可能会取代原有的蚊子，甚至加剧蚊患问题。 “当人们开发转基因品系或其他待投放的物种时，他们所依据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实验室研究……可是事情并不总是按预期发展。”耶鲁大学医学院进化学教授Jeffrey R. Powell在《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这样警告。 现代人类的防蚊武器在升级，蚊子的升级速度也非常快。放在更加久远的历史维度看，无论杀虫药还是基因改造，也是人和蚊子长期博弈关系中那短暂的一个篇章而已。 的确，由于庞大的数量，蚊子这个物种本身有足够庞大的基因库，在以亿为单位的时间尺度里，它们不断演化，熬过了自然的多次优胜劣汰，甚至，在直立人时代，蚊子大多处于攻势，人类则处于被动的守势。 在《蚊子：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捕食者》一书中，历史学家Timothy G Winegard曾给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蚊子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最致命的杀手，而非战争、瘟疫或人类自己。 同样作为希腊城邦，雅典是古希腊文明的中心，斯巴达则是穷兵黩武的军事强国。论对哲学、文学和戏剧的贡献，雅典肯定是在斯巴达之上。但在两强争霸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却最终落败。 在Timothy G Winegard看来，雅典的失败，一个原因是雅典主力军队攻打斯巴达盟友叙拉古时，在城外的沼泽地染上了疟疾，导致军事上遭到重挫，“一个生病的士兵比一个阵亡的士兵，给军队造成的负担更加沉重”。 在古代，沼泽和蚊虫，很可能是一种无形的护城屏障。古城罗马之所以难以被敌军攻陷，原因之一就是城外拥有大量沼泽地，疟疾蚊患阻挡了入侵者的步伐。同样，在美国建国初期，费城郊外伴随蚊患出现的黄热病，导致了美国第一代建国者们取消了定都费城的计划。墨索里尼执政早期之所以在意大利受底层人群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工程，就是大兴土木，排干了罗马和其他大城市周边的沼泽，遏制了侵扰多年的蚊患。 美洲原住民土著在一个世纪内人口减少了足足九成，其中罪魁祸首就是白人殖民者把能够传染疟疾的蚊子，带到了“新大陆”，而绝大部分土著对疟疾没有免疫力。而为了让殖民地有足够的劳动人口继续进行经济开发，殖民者不得不从非洲大量引进黑奴，原因之一，便是非洲黑人对疟疾的免疫力更强。 在种类约为3500种的蚊子世界里，也只有100多种喜欢人血，而这些蚊子和人类的故事，也是从非洲开始。最后一个冰河时期结束后，随着冰川消融，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人类的居住面积越铺越大，那些习惯吸食动物血液的蚊子种类，开始习惯以人血为饲料。 紧随着人类的迁徙和扩张步伐，蚊子嗡鸣声也散播到地球各地。从郊野到城市，蚊子已无处不在。人类的数量有多壮大，蚊子规模就有多壮大。再加上其他物种动物的消退，可以说，“爱人血味道”的蚊子群体，在整个蚊子世界中的比重，就越来越高了。
